公 元二零一一年，便是民國一百週年了。中國歷史上國祚超過一百的並不多，先秦以降，只有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是年逾百齡的。橫空出世的一代天驕蒙元大帝國雄霸中原不過九十年出頭，就被趕出長城，一去不返了。足見建國百年殊非易事，非但不能單恃武力，甚至不能全賴文化。「六朝金粉」其文化不可謂之不燦爛，「魏晉風流」其流風不可謂之不深遠，然其享國不永，乃如曇花一現。玉樹臨風，徒供憑弔而已。所謂「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立國的根基必也與天地相接，而後始能望其與天地共久長。
中華民國的建立固然有先烈的犧牲、新軍的發難，乃至黃埔建軍的摧枯拉朽、發揚踔厲，同時也有主義、思想以及八方風雨會中州的種種新思潮為之喚起民眾、鼓動風潮。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在武裝起義和思想衝擊之外，更有信仰為其不拔的根基與不絕的源泉。開國元勳中山先生自謂他革命的基礎是建立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所謂「道統」之上加以發揚光大而來。
這一「道統」造就了所謂「堯天舜日」的黃金時代。大禹治水、貞下起元的豐功偉蹟，以及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再造文明的偉大事業。而周公制禮作樂，鑄造了華夏文明的典型，蘊育了禮儀之邦的風範。而集三代文化大成的孔夫子更進而以一個「仁」字點活了三代的典範，並藉由「有教無類」、「下學上達」的精神毅力，使此一典範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傳，歷盡浩劫，而光輝日新。其所以能夠可大可久，與世長存，在於孔子浩然以發揚道統自任—「漢書」謂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堯舜文武所傳承的道統正是建立在對上帝的信仰與實踐之上。這一信仰與實踐見諸詩、書、易、禮、春秋等經書之中，可謂深切著明、信而有徵。
太史公所嚮往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理想，其實在六經中已基本達成了。在經書中可以看見天人的互動是如何決定了朝代的興衰，古今的變化。孟子在總結上古的歷史經驗後作出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結論，而「順乎天應乎人」正是治國的正途、人生的正道。
中山先生以此說明他革命建國的思想，正足以與他對天父上帝、耶穌基督的信仰相呼應、相貫通、相結合。而建立在這一道統上的信仰也適足以和世界主流的基督教文明相接軌、相適應、相發明。
所謂「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必須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捨此之外，別無他途。蓋主耶穌基督自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耶穌基督，沒有人能夠進入上帝之國。上帝之國乃是大同世界的真實而圓滿的實現，因此如何透過福音的真光來照明四書的底蘊、五經的真義，不但關乎國運的廢興絕續，更關乎整個世運的昇沉變化。因此在民國百年，亦即兩個「禧年」交集降臨之際，由聖經福音的真光以觀照四書五經的底蘊，使文化得以更新、傳統得以昇華，華人得以救贖，實在是每一個關心中華文化的基督徒都應當重視的課題。
正當所謂「中國崛起」的此時此刻，「迷中」與「反華」各走極端，前者將中國神化了，而後者將中國妖魔化了。如何跳脫極端，實事其是、看得合乎中道，看到中華文化如何在天道中孕育了人道，又如何在人道中回應著天道，而中華文化的終極關懷「天人合一」又是如何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裡才能具體實現，這正是「天人之道」所要探究的主要課題—這不止是關乎中國的事工，更是關乎整個上帝國度的事工。筆者自知學殖粗疏，靈命淺薄，自視其所謂真如愚公移山、精衛填海。惟願區區愚忱，能夠拋磚引玉，激發同道俱發彩石補天之志，則眾志成城，庶幾不負這從天上來的異象！正如詩仙所謂：「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兩個禧年，雙倍祝福，凡我同好，何興乎來！

高大鵬小檔案
台大比較文學博士、政大文學博士，曾任《聯合文學》總編輯，現任教於大專院校。著作有散文集《追尋》，詩集《獨樂園》，評論集《文海偶拾》，論文集《陶詩新論》、《少年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等，雜文集《吹不散的人影》等。曾獲：金鼎獎、時報文學散文推荐獎、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等多項大獎。

（高大鵬主持的「藝文櫥窗」節目，週五22：00-23：00播出；「天人之道」節目，週日19：00-20：00播出）